本文摘要：
原来是士人独有的书房文玩领域，在明代遭遇了工商阶层的强势入侵与模仿。原本掌握话语权的文人雅士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和危机感油然而生。当历来专属于文人的书房文玩领域，受到“富贵家儿”与“庸奴钝汉”的日益侵染，明代文人从燕闲清赏到失意焦虑，一场“时玩”与“古玩”的博弈就此展开，而明式家具也藉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文｜詹沛君

来源丨《中国古典家具》2018年02月刊

 

王世襄在《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一书中引用明代范叔子所撰《云间据目抄》中的家具条目，作为硬木家具在明代流行的例证，读来颇为有趣，从中我们不难窥见明代普罗大众对文人“雅致”生活方式的热情追捧：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

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而在举世闻名的世情章回小说《金瓶梅》里，我们也不难找到这种对“雅致”生活的热情。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女含恨戳舌》里，应伯爵引着韩道国去见西门庆：

进入仪门，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

里面一明两暗书房，……二人掀开帘子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

伯爵走到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这是《金瓶梅词话》里对西门庆书房“翡翠轩”的描写。翡翠轩在《金瓶梅》中不止一次提到，在三十四回中的这一节里，则是着意描写了轩中的位置和室内的陈设，其中对花园的描绘可以说是明代花园常见的布局。

《金瓶梅》中的家具陈设

明人画作对此也常有细致的描绘，如沈周为吴宽所绘《东庄图》中的《耕息轩》，如钱榖为张凤翼作《求志园图》，如《仇文合壁西厢会真记》中的“红娘请宴”一幅。

书房里的东坡椅，其实就是交椅，《明式家具珍赏》中著录的一件可以为例。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乃长方形的短桌，多用于供桌，在《明式家具研究》中亦可以找出一例，可见其式。

《金瓶梅》的故事时间背景虽然是北宋，西门庆也是北人，但是明代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在隆庆至万历年间所作。

《金瓶梅词话》则是《金瓶梅》最早的版本系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作序。文学作品历来有借古喻今的传统，书中西门庆原型其实非“北宋西门庆”而是“明代西门庆”，里面描绘的书房也应是“明代的西门庆书房”。

《金瓶梅》中的家具陈设

这种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手法在明代艺术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汉宫春晓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宫中缤妃生活，而明代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人物、发型、服装皆为汉代式样，但宫室、家具却皆是明朝的形制。

因此，我们可以从皂快居止和西门庆书房里面的陈设管窥明代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而从其书箧内放“账簿”的做派，则形象地反映出明代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明代工商阶层经济上的崛起以及他们在文化生活上热衷于附庸风雅的潮流，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明式家具诞生之初的深层社会历史背景。

明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

明代文人的危机 从燕闲清赏到失意焦虑

滥觞于宋代的文房雅玩是中国传统文化繁荣丰盛的佐证和剪影，而明代中晚期则是其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这其中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谓学而优则仕，文人群体通过学习和掌握圣贤知识，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便可进入仕途，从政为官。这使得文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赋予某种特殊性以便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由此相应而生的价值体系便形成他们对文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和自我身份的确定与认同。

据统计，明代文玩共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字画、花插以及香茶纸墨等共45种之多，这些高度艺术化的物品代表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准，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延，传递出精致、古雅、闲隐的生活态度。从中，我们可以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燕闲清赏之态。

然而，这种燕闲清赏之态到明代中晚期遭到了来自社会新兴阶层的强力挑战，并由清赏逐步变成了焦虑。石守谦在《雅俗的焦虑》一文中说：“中国社会自11世纪起文人文化便已逐渐成形，到了16世纪它大致上已经发展至独立自觉而成体系的状况。”

明代版画中的文人陈设一景

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仅追求区别之势日益，而且拒绝被同化的焦虑亦日剧”，这种焦虑到明代中晚期更达到了极致。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明一代堪称黑暗时代。

一方面，朱元璋及其后续者，为了维护其帝王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特务治国，对异端思想残酷压制，对有个性的文人大开杀戒。正如樊树志《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所揭示：“士大夫面临两难的选择，刚直不阿，是为当道所不容；曲学阿世，则为后世所不齿……”

另一方面，科举之途壅塞。

据顾炎武估计，明末全国生员有50万人，而明初不过3~6万。但科考录取率却不断下降，以乡试为例，嘉靖以后降至4％以下，这意味着有60％~70％的生员只能以此身份终其一生。

而在元末，江南一带是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的占据地，因此明代中央政府对江南人士更天然地充满了疑虑与不信任，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江南文人在政治上的失意。

一边是江南文人政治上的失意，另一边则是工商阶层在经济上的强势崛起。

明朝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是全国的财赋重地，仅苏州一地，其税粮总额即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

商人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强烈冲击了士人原有的“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清代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中写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亦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正如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文中指出，明代四民的社会构成发生变化，“士而贾行”或“贾而士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明清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上面”。

“四民相混”的社会现实让文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也动摇了他们固守的“重义轻利”的生存理念。再加上生计日益维艰、社会上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强，“以本业治生”就成为士人一条重要的生活途径。

提起唐寅，或许多数人会想起“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雅事，这颇为唐才子增加了传奇色彩。然而，与传闻不同的是，唐寅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人生和仕途皆不顺畅，或许反而成就了他的艺术辉煌。

同时，当时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也为唐寅参与艺术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中说唐伯虎“晚年寡出，常坐临街小楼，唯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这里的临街小楼，是唐寅在阜桥开店的老屋，说明他经常在此卖画。

明 唐寅《王蜀宫妓图》

事实上，卖文鬻画并非唐伯虎所独有，如明代大才子徐渭“人操金请书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所受物人人题识，必偿己乃以给费”。

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寄情于艺术创作，与经济上成功的商人生活中附庸风雅，促使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意味深长、心照不宣的合作关系。

《长物志》的雅俗之争 与“土豪暴发户”的风雅情结

明代工商阶层对“风雅”的热情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热情直接促成了举世闻名的苏州园林的诞生。而即使在原本由文人所垄断的一些领域，比如对艺术品的鉴赏，也出现了商人的身影。

明人李维桢在《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中称当时商人“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赏鉴为乐”，而徽州盐商程良学整日与文人交往，“讎故经籍，玩弄古钟、鼎、琴、剑以终日，不问家人生产”，还结成“竹西社”，以“竹西二十一子”之名声闻海内。

以至于李调元在《骨董志》里只能表示文人赏鉴的优势不过是多读过几页书而已：“以书生少见，而于游百宝之市，与富商大贾矜赏鉴之精，势必不能然；而书册所载，可考而知，则或有富商大贾所不能尽者，古人以博物归儒者，洵非诬也。”

在历来专属于文人“精神堡垒”的传统书房里，这种身份的焦虑感也无法避免。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里对文人书房的描述是：

殊不知我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

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这里的书房是文人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处所，充满了颐养天年的安闲自适和我之为我的自信。

而明代的《遵生八笺》中，高濂对书房的描述则让人有祥林嫂般的絮絮叨叨之感：

书斋……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云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

……上奉乌思藏鏒金佛一，或倭漆龛，或花梨木龛以居之。上用小石盆一，或灵壁应石，将乐石，昆山石，大不过五六寸，而天然奇怪，透漏瘦削，无斧凿痕者为佳。次则燕石，钟乳石，白石，土玛瑙石，亦有可观者。盆用白定官哥青东磁均州窑为上，而时窑次之。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瓶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然而炉制惟汝炉，鼎炉，戟耳彝炉三者为佳。大以腹横三寸极矣。瓶用胆瓶花觚为最，次用宋磁鹅颈瓶，余不堪供。壁间当可处，悬壁瓶一，四时插花。坐列吴兴笋凳六，禅椅一，拂尘、搔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

右列书架一，上置……此皆山人适志备览，书室中所当置者。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

在这事无巨细的清单式的器物布置罗列的背后，其实正是话语权将要从文人雅士手中溜走的危机感和焦虑感，这种焦虑的危机感正是来自于工商阶层对文人书房的入侵与模仿。

醉心于“潘驴邓小闲”，在商场应酬唱和、情场夜夜笙歌的“西门庆”，虽然并无闲暇逸致读书弹琴、焚香玩古，却也要模仿这个时代的文人书房格局，“几席文具，书籍堆满”，虽然书箧内堆的是些“书柬拜帖”及“礼物账簿”。

《金瓶梅》中的家具陈设

因为越是商人，越不想被鄙夷为“土豪暴发户”，因此争相把家中有无书画文玩摆设与收藏视作俗、雅之分界。

大量的民间需求，又有为自己正名的急迫性，于是有了“曰千曰万，动辄倾橐相酬”的疯狂现象，并在客观上哄抬了文玩书画的市场交易与价格。吴其贞《书画记》载：“（徽商）不惜重值，争相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得之甚多”。

英国当代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著名学者克雷格·克鲁那斯(Craig Clunas) 在《长物志：近代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一书中认为，明代中晚期，“原先象征身份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在文化消费方面：

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了‘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买得到，也造成一种求过于供的社会竞赛。当购买古董成了流行风吹到富人阶层时，他们也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

书斋中的器物与拥有者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合适的物品标志着与之相应的地位……

原来是士人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都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油然而生。

所以，文震亨挚友沈春泽在《长物志》序言中写到：

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

沈公话语中对雅俗之辩的关注，富贵家儿与庸奴钝汉对风雅的玷污，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当历来专属于文人的书房文玩领域

受到“富贵家儿”与“庸奴钝汉”的日益侵染，

明代文人从燕闲清赏到失意焦虑，

一场“时玩”与“古玩”的博弈就此展开，

而明式家具也藉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当历来专属于文人的书房文玩领域受到“富贵家儿”与“庸奴钝汉”的日益侵染，明代文人的心理逐渐变得微妙而矛盾，从燕闲清赏到失意焦虑，改变的不仅是文人闲适的生活，还有他们对待文玩器物的态度。

一场“时玩”与“古玩”的博弈就此展开，而明式家具也藉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鲁班经》图卷里的文人指导匠工形象

明代文人的策略 从“古玩”到“时玩”

正因为这些来自暴发户“西门庆们”附庸风雅式的古玩收藏活动，令明代文人感受到了强烈的身份地位的威胁，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文房雅玩品种来对抗这种炫耀式的混淆身份的收藏活动，试图通过新的适当的物品来把自己同圈子外的人分开。

正如克雷格·克鲁那斯所指出的：“由物品表达的社会区分是划分精英不同成分的最显明的形式，其间尤为重要的是，需要强调分开那些离他们最近、最威胁他们社会地位的人”。

最终，明代江南文人开发出来“时玩”这种新时尚来与之前的“古玩”相区别，从而以此将“唐伯虎们”的身份与“西门庆们”的身份相区隔，并进而以此作为牟利之资。

对此，有人指出“当古玩鉴藏之风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而朝野翕然的时候，明清文人以其精练于鉴识品第的文化资本，参与了古玩市场化的进程，乃至于居间谋利，甚而成为定义雅俗、操纵风向的主导者。”

古玩的不可多得及日少一日，古窑器的脆薄易损，供需便趋失衡，遂使一些绝妙的伪造品，乃至精巧的“时玩”，得以大量填充其间，竟也随即成了市场的新宠，身价百倍起来。

文人墨客点缀书案、玩赏自娱的清供陈设。（图片提供：西泠印社）

“西门庆们”在账簿之外的“风雅”需求，与“唐伯虎们”在文化艺术创作之外的“润格”需求，使得包括明式家具在内的文人“时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唐伯虎”与“西门庆”、文人与富商之间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

由此，明代书画文玩收藏市场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

首先，是文人持续介入，构成了明代的第一个标杆，建立起了收藏框架，确立了交易游戏规则。

其次，是借助于富商的异军突起，以商业元素为先导，以资本为支撑，作为财富杠杆强势介入，打造市场抬升书画文玩的大气候，最终形成了“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即使在明代之后也持续沿循五百年的书画文玩交易、市场、收藏、鉴定的历史格局。

诚如王世贞所指出的：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増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増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这种现实也恰恰隐示出文人与商人之间相生相克的窘境来，这又促使文人不断去重新诠释、辩证雅俗，商人便也愈发紧随着去擦拭这中间的划线，似是反复。

现在看来，以明清瓷器、明式家具等作为“时玩”，是毫不逊色于“古玩”的，明永乐、宣德、万历的青花，成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乃至清康、雍、乾三代的彩绘、色釉瓷，无不是古人难以想见的绝伦精美；而明式家具则极具人文之韵和意匠之美，以其简约典雅的魅力，直至今日仍然光彩照人。

“时玩”与“古玩”的博弈 直接促成了明式家具的诞生

行文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明代文人愿意放下身段，与工匠一起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过程了。在雅与俗之间，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明代文人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时玩”。

在生活实际中，文人以自己的学识和艺术的审美的眼光去从事艺术创造和设计，或参与设计家具等“时玩”，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艺术的生活，使自己的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又以这种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来引领着时代的风尚。

胡德生先生在《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一书中指出：“明代二百七十二年的历史，硬木家具只占最后的七十年。前二百年流行的家具绝大多数都是漆家具。”而这有明一代最后七十年的硬木家具风潮，始作俑者便是追求“时玩”的江南文人。

明式家具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当时的浙人王士性评论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

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

经过明代中晚期几代文人的倡导和直接参与设计，将自己隽永的人文情怀和奇思妙想融于设计之中，使明式家具从造型式样、结构到装饰工艺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追求自然、空灵、超逸、含蓄、内向的意蕴，造型优美、稳重、简朴，讲求实用与审美的一致，散发出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成为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典范。

明式家具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硬木作为材料的家具，其诞生之初便是奢侈品，不是寻常人家能用得起的。有记载称，明清时期一把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在京城可以换四套宅院。

如上文所引范濂《云间据目抄》：“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可见其价值不菲。

这种价值的高昂不仅来自于材料的珍惜，更是来自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其对社会审美风向和生活方式的引领性。

明代宣德炉

可以说，苏州为中心的明代文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家具这种实用性的“时玩”开发成了艺术品与奢侈品，使其无论是从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经济价值方面来看，都具备了与“古玩”相抗衡的资本与实力，使之获得了精英阶层的认可与喜爱，从而在全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掀起了明式家具的风尚。

“嗅觉”灵敏的“西门庆们”则紧随其后，也满怀风雅地用这些明式家具来装点自家的书房，哪怕在书柜里放着的只是些写满数字的账簿和秘不示人的助兴包！

反思：明式家具诞生史 是对当代红木行业的启示录

如上所述，正是“西门庆”书房里账簿与文房四宝的对峙，正是“古玩”与“时玩”的博弈，才让明代文人有可能造出了光耀数百年的明式家具经典。

明代文人在绘画、书法、篆刻等造型艺术上的极高审美修养，让他们在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时驾轻就熟，最终赋予了明式家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艺术价值。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明式家具的诞生，不是“由技近乎道”的结果，而是“由道通乎技”的产物。

与今天的家具设计者不同的是，明代文人家具是文化与艺术在先，设计在后；而今天的家具设计是设计在先，文化与艺术在后，这最终导致二者之间的境界与结果有云泥之别！

梳理明式家具诞生过程中“古玩”与“时玩”的博弈、“唐伯虎”与“西门庆”的纠葛，不由让我们惊叹于明代文人的智慧和文化的巨大力量。文化价值永远是主导社会审美风向的第一要素，也是提升器物附加值的核心内容。

明末 黄花梨独板围子马蹄足罗汉床

明代文人从文化艺术中寻找到了其中的现实因子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并进而实现了文化的经济转换，而这对于今天的红木家具行业、红木家具企业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仿古家具行业内的有识之士多年以前便在行业内发出了“老家具不一定比新家具好，新家具也未必就比老家具差”的呼声，这其实代表了当代红木界一种“时玩”对“古玩”的挑战与自信，代表了当代红木人寻找自我价值确立和自身历史地位的追求。而今天的红木家具行业无疑是需要更多一点这种追求与自信的！

 

苏作诚品更新于2022-08-10 22:31:00